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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建筑学派的旗帜性人物——何镜堂

更新时间:2017-08-07 17:08:18打印关闭
建筑是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无不在建筑空间中实现,因此,建筑又反映着各种文化,建筑的视觉现象反映和体现了民族、地域、宗教、伦理、习俗、心态以及情态意向等各种文化内

 

建筑是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无不在建筑空间中实现,因此,建筑又反映着各种文化,建筑的视觉现象反映和体现了民族、地域、宗教、伦理、习俗、心态以及情态意向等各种文化内涵。因此,要了解建筑文化,活着了解整个岭南地区文化,通过一系列“岭南建筑学派人物专访”的深入探讨,能以小见大,并籍此推动岭南建筑文化的保留与发展。

建筑,是一个古老的艺术类别。尽管,现代建筑逐渐工业化,但建筑精品仍保留着较高的艺术价值。岭南建筑学派是中国建筑设计中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派。1989年建筑评论家艾定增在其论文《神似之路——岭南建筑学派四十年》中指出:“岭南建筑学派在地域上指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及桂林、南宁、汕头、深圳、珠海、湛江和海口等地的近代建筑主流,在时间上指的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建筑新风格的发展与成熟,其中也包括大大滞后了的理论。”

岭南建筑学派旗帜性人物:何镜堂

何镜堂,1938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设计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家、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建筑学会教育建筑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协会会长。曾主持设计深圳市科学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8北京奥运会摔跤馆等。20多年来,何镜堂先后主持和负责设计的重大工程有200多项:世博会中国馆、珠江新城西塔、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大都会广场及市长大厦、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佛山世纪莲体育中心等。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获奖最多的建筑师,但他为更多人所知是因为世博会,因为中国馆,他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被称作“中国馆之父”。多年来,何镜堂院士获国家、部委及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100多项,2001年,获中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首届“梁思成建筑奖”。作为唯一的建筑师获得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国庆60周年“十佳具有行业影响力人物”大奖。

记者:何老师,你从1961年学建筑学到现在,整个过程中有哪个时间点是对你的事业、人生影响最大的?

何镜堂:我今年年纪比较大了,78岁了。人的一生可能经历过很多阶段。我印象中三个节点对我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可以叫转折点吧。本来我在大学念建筑,后来研究生也学建筑。本来这时候要大干的时候在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很多的机会。文革结束之后我才到了北京,我本来想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由于当年户口很难进,很难进北京市的户口。所以我一本就进了中央的单位-轻工部设院,主要做造纸厂,做造纸厂设计。但是作为我本人喜欢民营建筑搞建筑创作,所以这种情况下当年能够去北京已经不容易了,去北京有十年时间。后来慢慢跟那边接触之后,我就想我能不能还有机会搞我喜欢搞的建筑创作。当时已经四十来岁了,我考虑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种办法就是还是原单位继续做造纸厂,做到差不多退休了,北京条件也很好,但是我不甘心。我想能不能还是发挥我对建筑的爱好,搞创作的这种事情。这时候我年纪比较大了,想我将来还能不能拿得起来,又隔了一段时间,北京有一些小的竞赛,我就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一点,试试行不行。虽然每次都没有得过一等奖,但是每次都得了二等奖,三等奖,就觉得还行,还能拿得起来。就继续筹划,我必须找一个更适合我的单位。那时候正好我们广东改革开放,1984年的前后吧,我经过了几年的筹划,我想还是想办法重新找一个好的单位来发挥作用。所以,就在1983年,那时候我45岁,我就全家从北京回到广州,现在这个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那时候正好要成立了建筑设计研究院不久。这个建筑设计研究院,我主要因为什么要找这个单位呢?我说能不能找一条把设计跟研究结合的道路,它是既要搞设计,同时也是研究建筑。这样的话对我这样的年龄来讲时间不多了,因为40几岁了,一般到60就退休了,我就想把这个时间抢回来,又有研究,又有设计的话,可能会对我提升,搞研究,同时搞建筑创作,加速我的事业发展。所以这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1983年45岁全家从北京回到广州,改革开放的前沿,华南理工大学。而且到一个设计研究院的地方,不是到一般
的设计单位。因为一般设计单位开始忙于搞设计,缺乏一种研究提升的机会。作为一个教学单位,我就没有机会去搞创作,我喜欢搞创作。我要找一个两者结合起来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就有这个条件,让我两者结合起来搞。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如果当年不是这样定的话,可能就没有后边的戏了,很可能60岁退休了。好多人当时都劝我,你已经45岁了,北京也很好,小康生活也不错。
后来回来的时候,正好回来第三天,碰到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什么机会呢?当时深圳科学馆一个工程,它招标。它当时还不叫招标了,它叫设计竞赛。我的老院长他跟我讲,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工程很重要,属于深圳的八大工程。他说你能不能参加投标,竞赛。我一听,第一个反应就是机会来了。当时家还没搬好,因为那个年代从北京回来坐火车,行李都是货运的,得一个星期才到,我就住在招待所。我跟我夫人两个,还有小孩住一个招待所,一个房间里面。硬是干了20天,一夜的干。最后一个晚上通宵,做了一个模型。做好一个模型以后,一早上有车送我到深圳。那个年代交通也不方便,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中午才到。因为深圳的
速度很快,上午开始评了,黄昏的时候通知我中标了。这个对我来讲是人生打响的第一炮,第一炮打响以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人生的目标。今后每做一个设计要做到三到位。什么叫三到位?就是我每一个工程都把它作为精品来设计,不要应付的做。就是到这个年龄你既然要回来搞创作。第二个我希望这个工程做完之后能够得优秀设计奖,有奖。不是钱的问题,是一种荣誉,一种对工作的肯定嘛。第三个我必须通过这个工程总结,写硕士论文。所以做到每一个工程是精品,有奖,有论文。我叫三到位,而且这个论文不要求一般地方化的,一定要是在建筑学报发表。是人生的第一个作品,第一个获奖的,国家当时是二等奖。第一篇建筑学报发表的文章,就是谈深圳科学馆的,造型,空间,空间与格调,这篇文章在建筑学报发表。以后就做到三到位。这样一个做了,我每一个工程都希望这样去做。最后我就从这里开始,从1983年搞了第一个工程开始。就到五邑大学了,到南越王墓博物馆了,到桂林博物馆等等都按照这样做,每一个都得奖,每一个都是精品,每一个都有篇论文在学报发表。到目前为止我大概有70几篇文章在建筑学报发表,都是跟这个工程有联系。就是找一条设计跟生产结合的道路,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决策。决定决定全家,45岁从北京回到广州,找设计跟研究相结合的一个道路,这种三到位的人生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生决策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想起来是对的,因为当年的我夫人家里是华侨,台山的。侨乡,他们申请我们移民了,去北京已经申请。对,1992年通知到期了,你可以去了,叫我们全家去办手续移民了,一去就拿了绿卡了。那个年代的机会各个都想去,谁都想去,那个年代出国嘛。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不去,那时已经50多岁了,因为1992年嘛,1983年45岁,我54岁了,我去那里干嘛呢?对吧?而且我的事业在中国,正是改革开放,正要做出点成果的,所以我当时就的决定是对的。但是我的夫人带我两个小孩出去。因为那个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让年轻人了解世界,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所以她带两个小孩出去,去美国念书。当时一个是初二读华师附中,还有一个在华工念建筑,二年级。夫人就带着出去,后来到了美国之后他们也发展到国外大学念书了,在念建筑大学,夫人就一人回来了,把两个小孩放那边。安顿好了,让他们提升去学习,她也回来了。这也是人生的第二个决策。当时想的这个决策,当时要是跟着去美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2013年,2014年的时候,我去哈佛要去讲学。讲学的话,正好是波士顿事件,你知不知道,波士顿发生爆炸事件。马拉松跑,就是那一天,波士顿去哈佛大学晚上讲学。中午的时候他请我吃饭,他们有些中国人,这些讲学期间,到波士顿的唐人街。唐人街可能你们都去过,有个牌坊,牌坊底下一个广场,两边都是空地。那里坐满了一些华人,在那里下象棋啊,打扑克。我第一个想象,假如说我当年去了美国,我可能就坐在这里打扑克了,或者是下象棋了。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大的决策。可能美国做不了几年就退休了,就像一般老百姓这样下下象棋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后来我从1983年搞深圳科学馆开始,人生的第一个作品的话,也开始做那个三到位的办法去奋斗。到了1992年的时候,我当了院长了。一步一个脚印去发展,1994年得设计大师了,全国设计大师。1999进入中国工程院了。所以我从1983年到1999年,16年的时间,从一无所有,可以说一点都没有,一个作品都没有,一个奖没有,进了中国工程院也不容易。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第三个人生的转折就是当了院士之后,当了院士之后当然也是很高的荣誉了。我也是学校第一个进工程院的院士,好多到这个年纪就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我不是这样看,我又开始重新起步。我那时候60岁多一点,61岁我又开始起步。当时碰到什么呢?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大发展,大学都在搞,我就带我的团队,成立团队到浙江大学。在大学里面去搞,最后就中标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研究大学,这是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最后一连着这十几年来搞了两百来个大学。接着就搞了很多文化的建筑,像大屠杀纪念馆了,像中国馆了,一大批这些建筑。所以讲的话就不断地发展,没有停步,这个也很重要。当年也到了院士,也很光荣。我还在做建筑事业这个事情,所以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又过了十几年了。这十几年做了一大批作品,现在能够介绍的就是从这个时间的,这也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决定了发展的道路,就是发展大的方向找三结合的道路。第二个不去国外,留在中国发展。实际上我有很多机会发展。第三个就是继续前进,我觉得人生这三个。

记者:您刚才讲到浙江大学,能稍微聊一聊吗?您看岭南建筑就是把园林融入到建筑中间去。个人认为浙江大学就是在把这个园林融入到更大的一个范围,好像整个校园如同一个公园一样。

何镜堂:当时我悟了很多大学的道理,一直在做大学了。我说现在培养的人才是一种创新型的,复合型的人才。他不单是老师讲课这样的学习,他更多是整个校园,天天接触这种环境,这种交流、交往是一种学习。所以其中现代的校园有一个观点就叫环境育人。所以这个环境不仅仅是一个小园林了,是整个大学,是培养人的大空间。所以我就要营造整个校园培养人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里面即存在一个大环境,每个组团组成个大环境,组团里面围着建筑,又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大中小结合的,即要全校的大环境,又有组团之间的,中等的环境,还有建筑本身的小环境。这样组成一个环境交往空间,交流的地方场所,我就是这样考虑的。另外这对我人生的理论,因为我提出(两观三线的建筑),小型建筑必须要整体观,有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三性的。因为任何一个建筑搞单体的时候,它必须跟当地的环境结合,当地的文化结合,地域嘛。还有好的建筑就是文化,建筑本身也是个文化。而且任何一个建筑跟时代是沟通的,必须反映时代要求的。所以当时就是从两观三性的。后来搞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更大范围了,不光是建筑本身是三性是一个整体,而且整个校园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那时候搞了浙江大学,它是3200多亩地,之后很多3000多亩。很大,它已经不是一个建筑,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组团了,是一个城市设计了。所以这里面更强调建筑是一个整体,最好发展的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最后形成两观三性这样一个完整的理念。浙江大学是我搞的第一个国内比较大的大学,当时中标也很有意思。当时我们最后发觉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我们最早中间是一个大的园林,园的左边一边是教学,一边是学生宿舍,中间是一个大园林,是这样的关系,因为它是长条型的。当年的校领导他希望能够倒过来。等于前面是教学,后面是生活。因为前后是两公里,教学那边一公里。那很远了,那造成分区过于明确,这是它的前面,等于南面了,是一个教学区,它的北面是一个学生区,南北之间的联系很远。太远了,所以造成了学生必须骑自行车,步行走一公里都是上坡不行的,这个是不足的地方。当然我们原来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是东西(布置)的,东西就几百米的距离了。后面要求改,我们就改了。教学真的是不方便。这个问题我再说说澳门大学。澳门大学反过来是一个书院式的大学,它是一个大组团,一个一个大组团。每个大组团要两到三个学院,一边是教学,一边是学生融在一起的大组团。这个距离是组团里面有生活,有学习,有生活,有睡觉是联系在一起的。组团和组团之间的距离很近,一般是两三百米全走通。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大公园,它二楼全用连廊连起来了,这样步行也走了。一般学生不出三百米全解决了,学习、生活的问题。这么大的一个中心,一般性就两百米。这个改进了很多,这是一种延伸。

记者:延伸,好。那您这么多年作品也很多,请介绍下您心目中喜欢的。

何镜堂:我应该讲作品不仅是改进,不断改。应该讲一个建筑,它不像一个科学很严谨的,它没有100分的,没有绝对正确的,没有唯一性的,没有统一答案的。它只能够追求更好一点点,不可能是最好,就是这样。作为我的人生里面,我最喜欢两个作品,相对来讲,好的作品是三个了。一个中国馆,一个大屠杀纪念馆,为什么这两个。因为第一这两个都是国际竞赛,这两个是国家级的大工程

记者:这也是您前面讲三点,任何设计都要做到最好。

何镜堂:对,这个理念我们还得这样做。大屠杀是发生在1937年底的事件,那个年代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代,我1938年初出生,就是这个年代了,1937年底的事件,我1938年初出生了,就那个年代。中国馆是现在这个年代,它恰恰是我人生从出生到现在的两个年代,也是我们国家从灾难走向富强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就说了我这个事情,他说何先生他最喜欢的两个作品,他跟我说了,就是这两个。他说这两个正好是他人生的两个阶段,也是我们国家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个是悲壮历史的受欺凌的年代,一个是中国人站起来了,东方之冠,泱泱大国站起来了,所以这两个恰恰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当然这两个作品是受大家比较认同的。

记者:您能讲一讲大屠杀纪念馆当时创作的情况吗,我也看到其他的投标设计。您有几个小图分析,作为一个纪念馆,它的空间的序列,然后重点应该在那里。其他可能忽略了,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何镜堂:这是一个事件,我们做这个馆的时候是国际竞赛,当时是很大规模的国际竞赛。它必须得再现这个历史,让人家参观知道。特别是大屠杀中的万人坑,它必须要把这个事件告诉大家,参观的时候让人家感到震撼。这是一个不忘历史。第二个,我们仅仅不忘历史还不够,还是把人类走向共同和平,不是说仇恨哪一个国家,不要造成这样的印象。所以我们总的一个题目,一个构思的定位。我们每个设计都有一个定位的。这个定位就是从战争到和平,从战争到和平,它是有个序列空间的,这块地是700米长,我们就通过尖刀开始,把战争、戳杀、抗争、反思到和平,到胜利,最后就是胜利,把这个系列做一个叙事阐述出来,让人们知道这个事情真相。记得当时有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说过“何老师说过,他说建筑者像写一本小说,有开头,有序言,有高潮,有结尾,有回想”。我说这个作品就是这样的,把它做成一条空间序列。一步一步走过高潮,一开始进去是一个尖刀上去底下是一个纪念馆,是铺垫,在乱石的广场里面是一个情绪的酝酿,再到万人坑是个高潮,跟着后面是一个冥思厅,这是一种反思。反思之后出来是和平,和平之后是走向胜利。是可以说的一篇小说。这个建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1985年的时候,齐先生,齐康他做了一个万人坑,当时是很小,用地建筑
100米,建筑就要2000多平方米,我们是要把它扩大到700米长。当时是2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我这个高潮还是体现在万人坑,没有万人坑就没有这个馆了。所以建筑都要处理的,不能新搞了,不能过了20年就要把它掩盖了。要突出这个主题。仅仅是因为当年那个万人坑它在做的过程里面,它都是用幕墙架子,玻璃套到里面去的,一个网架做的。骨头在底下了,它的阳光可以照到里面,实际上它可以变颜色,它是晒的。地上是潮,潮的时间长骨头有点发霉了。我们做的时候重新给它隔水处理,重新给它封闭起来,做成一个黑盒子一样。但是它的构思是整个馆的最高点,我们其它都不能高过它,还得服从这个要求。这个空间序列一步一步的,把人的感情从震撼,高潮到反思,到和平到胜利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叙事的。那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通过很多
不同的建筑语言。前面是没有生命的,我们都用灰色、黑色,用很粗旷的石头显示这种个性。到和平公园我们有水啊,宁静啊,有绿化。冥思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种情景,进来一个黑房子里面,两面点着灯,桥底下有水,墙面是魔幻光色的玻璃,这里面通过反射就体现了无限延伸,就有一种悼念的感觉,有反思的功能,通过很多建筑语言。特别材料,它的色彩,它的光线啊,它的纹理,它的围合的感啊,等等形成一种场所感。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建筑设计,它也是一个场所的建筑。后来应该是一年前了,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大家觉得应该有一个纪念胜利活动的场所。所以就决定在它的西北角,西北角用了一块地,200米乘100米,做了一个亚洲战区胜利的纪念馆,陈列馆。里面很大,5万多平方米。我们把它做成什么样?因为整块地区是地景式的。所以我们就把胜利馆场做成一个地景式的公园。平常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公园,200米乘100米,这个公园24小时老百姓都可以进去休闲活动,把那个纪念馆埋在地下。有一点把它升高一点,做成地景式的,地下两层的纪念馆。也包括大量的停车,因为当地又没有地方停车,也可以停车480部车,20几部大巴在场馆。因为参观的人很多,一年有800多万人。800多万人现在已经排到世界第二位了,第一位是故宫,故宫1000多万。第二个是大屠杀纪念馆,第三位是罗浮宫。罗浮宫现在没有上1000万,700多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平常就是公园,每年可以有1万人在这里开会,胜利纪念日的时候1万人在这里开庆祝胜利大会。这里面是一个大草坪,后面是一个起伏的山坡,是人造的,底下是纪念馆。我们还有一条胜利之路。走胜利之路走三份之一,就往地下走了,参观参观又上回来,走到有12米高的一个喷火,这是一个火炬。每年胜利纪念日那一天就喷火,平常就是红色的一条胜利之路,像一个长板一样延伸下去,里面是纪念馆。也挺好的,搞完了,已经开放。

记者:那您工作室也是创作了很多的博物馆,这方面创作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

何镜堂:我觉得像我们这几年,我觉得比较有影响的建筑,博物馆,文化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纪念馆,除了这些展览啊,功能之外,它的文化影响力也是很大的,现在是标志性的建筑。不像一般住宅,一般纯功能性比较强一点的,这个文化也是它本身的功能。所以我们就创作这种建筑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位,重要的建筑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大屠杀纪念馆,它的定位就是从战争到
和平,牢记历史,要诊惜和平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当时也做了另外一种纪念馆,也是灾难性的,比如地震,我们搞了映秀震中纪念地。因为震中纪念地它本身有纪念当时地震的情况。当时我们看完这个馆起了什么作用呢?除了了解地震的真相之外,还要把人引到其中,人必须跟自然和谐,才能形成共存,这是人类的共同希望。所以战争是讲人类的和平,地震就是人类的人与自然和谐。所以它的定位就是从记忆到希望,记得这个事件,最后到人类共同希望,这个从战争到和平。反过来比较重要的,不一定是这种悲哀型的东西,中国馆它又是另外一种呈现。就是泱泱大国体现我们东方,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们国家的精神象征。所以这个馆我们的定位是中国特色,既然是中国作为主办国,那个世博会,它必须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如果这个馆放在纽约也可以的,放在巴黎也可以的,那就很难叫中国馆了。它必须放在中国这个地方,又是主办国,我们必须这个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第二个世博会是面向全世界的一个盛会,也是告诉人类共同走向和平和文明的一个世界性的。过去历史上很多新的发明都是从世博会开始的,电灯啊、电话等等。所以我们这个馆也应该体现时代的要求,时代建筑。所以当时中国馆我们创作的定位是“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八个字。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重要的定位。有了这个定位,大家到这个地方就想了怎么叫中国特色,各有各的想法。当然表现中国特色有很多可以表现。我们这个表现还是更恰当的,把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中国城市的特点,中国建筑是一个构架结构,它是木头做的。它就像个斗拱一样啊,更像个构架一排一排搭起来的,跟西方用石头做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体现中国建筑通用性的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很简单,很重要一点就是节能环保新的结构要求,历史性的要求。我们这个馆架空通风非常好,不挡住一个城市,这个建筑很大,16万平方米。一个庞然大物压在地面上,它可能很堵的,所以我们把它设计到架空地上,跟城市的沟通是互动的,那这样解决通风问题了,通风非常好。我们悬挑,悬挑最斜的地方是49米,层层悬挑,这样悬挑就有个优点就是有遮阳的作用。夏天的时候阳光比较高,一般的阳光进不去,冬天太阳比较低了,阳光可以射里面去。这样天然的,设计本身具备一种考虑了,一种被动式的,不需要人工做的,本身架空,本身就这样遮阳。所以这个是体现一种历史建筑传统。每一个建筑物,纪念性建筑、博物馆啊,我们搞了一个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也是大型国际招标的,因为天津的历史不长,才600多年历史,我们分析怎么的定位?因为天津它600多年前,那是皇帝一个关口。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窗口,天津近百多年来,一二百年来那是洋务运动,不是李鸿章年代嘛。它西方的机械,什么火车啊,技术文明从天津
进来的,它也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那现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天津是一个新的窗口,天津、深圳、浦东,我们抓住窗口作为一个设计的定位。你会看到入门的时候是一个52米宽,17米高一个铜做的门,它是入口,600多年,我们定了6间,进去,这是个大窗口。进到里面它的展览,是个历史,因为它是博物馆。我们通过不断的上升,就把历史陈列,近代陈列,现代陈列和未来希望的陈列形成一个时光隧道,中间一个30来米宽,14米高的很大的时光隧道,两边是展厅。一个窗口,一个时光隧道的博物馆。每一个建筑没有绝对的,也没有100分,但是这个东西有道理讲的,我能讲为什么这样做,我没有说这是唯一的,但是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每一个为什么这样做,我都能解释。那综合起来的话,就是我提出来的两观三性的理论,就任何一个建筑,首先从地域里面,想所有因素都影响建筑。政治、文化、科学技术都和建筑有关系,这么多因素影响我把它概括成三个方面,从地域来说。建筑世界都不是抽象,都是具体的,都是跟地形地貌结合的,没有抽象建筑的,只有具体的地区建筑。所以建筑它即然是有地区性的,它必须跟当地的环境,当地的气侯,当地的人文结合。不可能一个沙漠的地方搞另外一种,完全跟它不相关的建筑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一个水边跟一个三边倒的完全不一样。必须跟当地的,从大的来讲跟气候结合。 就像我们岭南地区,有岭南文化的。我们这个岭南地区很热,很潮,基本上没有什么冬天。所以我们南方搞的建筑,不管过去历史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都要体现遮阳、隔热、通风、防潮。我不管那些广东什么地方搞建筑离不开这个,因为它是地理气候决定的,这是地域性的。所以建筑肯定要解决怎么通风,防潮、还有怎么遮太阳,所以整个建筑要很通透,很开朗,有廊连起来,骑楼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解决这些气候问题的。那这种东西我们建筑是那种风格的,比较通透啊,比较开朗啊,比较连接啊。还有岭南地区比较喜欢绿化,因为它的气候热嘛。它室外生活,所以这些内外连接。这种建筑拿到北京就不行了,北京是防寒,东北防寒,还要防风沙,甚至是雾霾这些问题。不同的气候对建筑的影响就是地域性,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它具体在具体的地形地貌,同时广东那个地方,珠江边的建筑跟北云山里面的建筑也不一样,具体地形地貌不一样。同时城市的关系也不同了,你在这个建筑放在城市里面,还是放在郊区又不一样了。这是地域性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文化,比如广东地区,它是一种交融的文化。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它是南越文化,后来中原文化进来了。这个是中国人汉民族带过来这种中原文化。另外,历史上也好,或者近代也好,我们广东与海外内外交流,丝绸之路等等,它都把外面的文化带进来,华侨出去又把它带出,又带来一种西方的文化,东南亚的文化。所以,三个文化,一种是本土的南越文化,一种正统的中原文化,还有外来的文化。这三个文化整体交叉交融,那肯定建筑就表现这种,人的思想表现这个地方,人的风俗习惯都受影响。我们开平,台山的雕楼,你看那里面,它装饰都是西洋的东西。它的平面可能是正统的中国式屋脊,它的花纹啊,图案,还是形态啊,是拱啊,都是这样。我们那次搞澳门大学,它应该是岭南文化,以南欧。因为葡萄牙那带的,南欧文化的那种交融。我们看到澳门大学像广东建筑的特点,它有很多拱廊,坡屋顶,高低错落比较典雅,很少大玻璃窗,比较厚重的墙体等等,这种文化影响。所以任何一个建筑它肯定是要受当地的气候,当地的地形地貌,当地的文化影响,任何的建筑都离不开这个。第二一个建筑真正有影响的,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它的文化。我们建筑具体功能性的,一个剧院,一个剧院看表演,搞一个学校上课学习也好。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好的建筑最终是它的文化因素。举个例子说悉尼歌剧院,悉尼歌剧院是成为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一个象征,一个地标,一个国家的象征。它这本来就是一个看歌剧的,听音乐的一个表演场所。但是现在这个建筑变成一个国家的象征。它的什么文化呢?体现澳大利亚人那种敢于创新,他们不叫改革开放,敢于创新,敢于开放的一种精神。还有充分体现跟海湾的融合,这种高度的融合的情调。像个帆船,各种各样的叫法都可以,它非常融洽。我去了好多次,反正就是个表演场所,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现场买个票看看表演,都是受到建筑的这种精神,这种形态,这种形象跟海湾的结合,这种美感所感动。我们看全世界成千上万很多人都去那里看,也不是去看表演的,它就是看建筑,看建筑体现的精神。它也不是进到里面看,都是外面看,就体现了一种精神。这种跟房子的高度结合,敢于创新的精神所感动。世界上流行下来很多教堂,很多中世纪的,古典的建筑,古堡,它都是有一种精神的。所以,一个好的建筑,流传至今全部是它的文化起关键作用。所以,建筑它是文化的载体,当然少不了它实用、坚固、美观的问题。但是一个好的建筑它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要体现它的精神,体现它的文化,这些很关键的。很多功能完全已经改了,不是这个功能,但是它仍然起作用就是它的文化。还有一个建筑必须跟时代结合,因为一个建筑必须受当时当地的材料、技术,甚至当时社会人的爱好,人的审美观,人的思想影响,它肯定影响的,存
在决定一切。以前学哲学马列主义都是这样讲的嘛。但是一个好的建筑必须三个融在一起,光是有地域不行,光是有文化也不行的,功能这些啊。光是有时代,没有传统文化的结合,隔裂传统也不行。所以一个好的建筑它是一个地域、文化、时代三性的融合,关键是融合。我研究这个问题了,现在是研究文化,历史上研究建筑文化,研究地域也很多研究,什么本土建筑也好。研究时代性也很多。但是一个建筑把三个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建筑,这种研究不是特别多。最终那个作品出来是三个融合的,不仅仅是地域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最后这个跟城市融在一起,跟环境融在一起,这是整体的。建筑的影响因素很多,所有因素都影响建筑,但是最终还是个整体的研究。在整个影响因素里面分清主次了,有一些该考虑,有一些不要考虑,有一些先考虑,有一些后考虑,有一些主要考虑,有一些次要考虑,要分辨这些东西。建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建筑师的思维,他跟一般的工程师不一样,跟艺术家也不一样,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他很严谨的,1加1等于2,2加2等于4,你等于3就错了。建筑师要懂得1加1等于2,不然你就是傻子了,但是你也要懂得1加1有时候不一定等于2。很多建筑都可以提意见,提意见的人都是他有道理的,不是傻子了。但是他是从他的角度来提,从某一个角度来提,如果你把这些意见全集中一个建筑,这个建筑肯定就四不象了。所以建筑师应该有一个好的思维方法,也是我教学中经常要说的。刚才讲到最好是一个整体,叫整体观。而且这个建筑设计我要提倡,不单现在是整体的,我们要好用的。今后不会造成伤害,为我们子孙后代留得发展的余地。节能环保啊,低碳,我觉得作为第一条。不然你做好了,看起来很好,对大家有影响就不好了。要从长远考虑,从人类整个地球考虑这个问题,要可持续发展。就好像现在,两观三性的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我们在一步一步的做创作。尽管不是每个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尽量追求干得好,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建筑它都是要招标的。当时我也有思想负担,因为建筑没有统一标准的,招标不等于就中标的,经常都不中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后来我想通了,第一我觉得建筑没有100分的。不像数学,因为1加1等于2,你等于3,你就是干错了。这样的话,我自己没做出来,很可能这次没做好,人家比你干得好,人家是应该的。也可能我做得好,各人观点不一样,跟评委意见不同,甚至有一些走后面,各种各样都有。所以,不能都中标的,所以我想通了。想通了以后我就考虑,因为没有这样做的话,没有办法提高。建筑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建筑师是靠作品说话的它管是讲理论,拿不出来作品是不行的,你有你的手法,他有他的手法,不知道哪个对错,但是你的作品做完大家说这个好,反过来你说我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就给你了,所以建筑师是靠作品说话的,所以我们非常强调我们有这个机会实践,所以我后来就敢于竞争,经常输,由于有好的观点、好的团队、好的理念,加上勤奋,它总不能总输的,它总有赢的机会。

记者:中标率的比例个人觉得应该还是高的。

何镜堂:这个很难说,因为现在做的全是一些大标,大标都是国际竞赛,如果甲级队跟甲级队打的话就很难都是你赢的,如果甲级队跟丙级队打,我基本上是赢的,就不用说,所以我现在就不计较赢输了,有可能输就输了,没有关系,输了对我没有影响,我还是继续做,该投标就投标。就这样做了就有提高了,我就有机会了,我的学生有计划了。所以我经常培养,像我们设计研究院,我现在有四个国家设计大师了。四个国家设计大师,一个院士。还有我敢于做一些特别有影响的工程,比如中国馆,当时344个方案,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用我的方案,也没有想到一开始有这个机会,机会是人人平等的,但是好彩进去了。还有清华,因为我们是一等奖,就去做了。很多工程都是你不参与招标就没有这个机会,你当评委,有时候当评委主任都有。我现在基本上是教练员、裁判员还有运动员。我主要是当运动员。我看你写的提纲还问得了很多奖,最喜欢什么奖。我确实得了很多奖,该有的基本都有了。梁思成奖、工程院的光华奖都是最大的。最近我还得了两个很大的奖,一个是国家教学教育一等奖,这是由我的团队大家组织的,一种教学的教育的方法,一种建筑学研究生三位一体培养创新人才的创作理论跟实践。这是我们华南理工这样做的优良传统,就把设计跟研究跟教学联合在一起,现在展出的作品都是三结合的作品,都是跟我的博士一起搞起来的。最后中国馆盖起来了,但是同时他也拿到博士学位,那不是很好。所以既出人才又出成果,这样就培养人才了。当然这种项目都是硬骨头啦。最近我搞的工程也也影响很大,大厂民族宫,就是跟我的学生一起搞的,后来评为“世界十大”十杰(建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机会。跟我的博士一起搞的,在北京廊坊,回民自治区,就像一只船。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不管是两观三性理论,不管是做了几个好的工程,他是一个体系,他有理论,有一种教育的办法,得了国家一等奖,教育,这是整个建筑界第一次得国家一等奖。大厂是得世界的,中国好象很少有,只有一个,十
个国家。当然我得了很多奖,我们建国60周年的时候,当时全国评了300多个大奖,我本人主持的项目占了13个。而且这13个全都是我当了院士之后的作品,这个当时得奖最多的,从解放初到现在。我感觉有一个奖是挺有意思的,挺珍惜的,是“最热爱的导师奖”。

记者:学生最热爱,从学生的角度评的。

何镜堂:是的,学生评出来的最爱的、最喜欢的导师奖,这个奖虽然很简单,但是培养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成长我也得到安慰,也是一种回报,这个很幸福,当然这个回报也是要做出来才有这个感受。学生网上评出来的。

记者:当然投标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您作品的完成度很高,怎么保证这个完成度?

何镜堂:我从北京回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因为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个时候45岁了,再干15年,一般都是60岁退休,所以我只有15年的时间,能够做什么事情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心,要不就不做,下决心离开北京,走这条道路,所以每个都把它作为一个精品设计。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夫人也帮我很大的忙,她原来也是北京设计院的,低我两班同学,搞建筑的。我基本是宏观的、大的方面控制住,她是微观的、细节控制住,现在包括中国馆,包括这个图都是她来审图的。这个保证了一个前一个后,我投标就往前冲,她给我收口。我的作品,我们学生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的团队,大家非常敬业,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标语,就是到了地方就是为了搞创作,我们留在那个地方不走就是为了出好的作品,就像一家人一样,虽然我年纪大了,手头有好几十个工程,我不可能都照顾得很好,但是我前面把关把得很紧,基本上他们自己也会注意,但是去现场的是非常多人,很多好的作品,特别这种文化建筑像中国馆,当时我们是住在现场,画完施工图以后,是住在现场。中国馆是规定我们团队,上海当时提出来要我们做到扩初就算了。时间这么紧,我说不行,当时我知道这个分量,我说你担心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我带着团队住在现场,我们团队住了两年多,租了一个酒店、一辆汽车、一个司机,就这样去现场搞。大厂那个之所以搞得这么好,建筑本身也是特别大的创意没有,它这种建筑也是体现了一种伊斯兰,因为是回民,一种原形。这里把它演变出来,看得出这个影子,但是做得非常纯,非常细,当时去现场,我们团队的人各种都做了实验,结果那个甲方很好,配合可以给我们做试验,比如说那个外墙的材料,当时是用金属来做过,用GRC的材料来做,还是不行,还是用石头,现在外边56个柱廊就是用石头做的,接着研究用哪一种石头,就用白颜色,然后是粗纹理的还是细的,又做试验,结果粗的不好看,没有这么纯,太细的光得也不好,后来就用现在这种。因为它是曲线,交接的地方非常重要,要求很高,就做了很多试验。大厂的圆顶,底下是用来开会的,上面有楼板是一个半露天的花园。有一些花纹,花是空的,那用什么材料,也研究了很久,开始觉得最好都是石头,后来太重了,另外这种石头不好加工,后来我们就研究,因为太高了,看不出来,所以就用这种(金属)了,看起来好象石头一样,这个加工容易了很多,很多细节的研究,包括我们这边的水池,水池开始他们怕浪费土地,不给我们做,因为它这种拱倒影很漂亮,水池边要不要加栏杆又来了,一搞栏杆就完全不同,没有加栏杆。没有加栏杆,当时他们说怕小孩掉下去,后来我们就解决了,我们的水很浅,只有十来公分,他就是让你们夏天下去玩玩都没问题,所以不用加栏杆。还有边界怎么做,我们做了,柱网是八米八米,八米前面那个相对的地方做了一个墩很矮的,一个墩柱一样,图案花纹也是一个拱,作为一个分界线,有点栏的感觉,等等很多细部问题。还有我要做成朦胧的感觉,所以柱廊里面的墙,里面的图案是伊斯兰花纹的图案,一米乘一米,把它组合起来,外面就加玻璃,一照下来蒙蒙胧胧的感觉。另外这块地选得很好,没有高层建筑挡住。背景也非常重要。中国馆就不用说了,我们都是现场解决的,我那个年代每个星期住两天到三天,都住在那里,我们团队的人全住在那里,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会回来,所以我们坐飞机就像坐公共汽车一样。当时研究中国红,因为这个建筑盖起来之后,开始的时候议论纷纷,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网上骂我们的什么都有,后来我就得出个结论,凡是轰动的建筑必有轰动的声音。你看到网上把你气死了,总的来讲年轻说的,这个东西不够现代,老的说不够传统,众口难调,还有一说过于政治,各种各样的新闻都有,我后来就不看了,我就去现场。包括清华也参加了,一起来搞。盖起来这个建筑很大,16万平方米,相当于整个故宫面积总和。最后中国红了,这个房子一盖起来,屋顶140米乘140米,像两个半足球场那么大,然后悬雕49米,加空33米,总高是70米,做完的时候那个架子用了一年时间就封顶了,结构封完顶之后的形态非常有威武的气势,他们说这样还不行,关键是穿衣服,因为当时的假如说是用一般白、黄颜色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中国特色。但是红就很大胆了,因为小建筑小的东西红就没有问题,这么大的东西放在上海,上海的老百姓能不能接受,上海是一个现代化城市,来一个大红图。还有上海的环境行不行,很担心,最后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做“中国红”,记者追着问。我真的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我说天安门红,大家就接受了,但天安门过一两年颜色也会变,后来我就买了一包中华牌香烟,他们说这个红可能偏紫了一点,后来我说国旗的红,谁也不会反对国旗,但是这个红太鲜艳了,后来我没有底了,我们的团队不够力量,我要求色彩研究所的顾问去研究,后来上海同意,中国美术学院的专门研究红色的色彩研究所,我们提要求,我是希望他研究中国红是怎么组成的,要做很多样板出来,每做出一个样板就挂在那个地方看,一共研究用了九个月时间,因为谁也不敢拍这个板,每次做完一个板放在那个地方请专家、领导一起看,近着看、500米看、100米看,不断这样演变出来,这个红是四个红组成的,从上面到下面退晕的,上面是一条最深的,二、三条是浅一点的,四、五、六条再浅一点,第七条是这样的,一种退晕的效果,退晕的道理我也不懂,色彩研究所说它是一个大面积的红,看五秒钟之后如果是大片红,它会有绿的感觉,这是色彩常识,但是如果这个有变化的红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做了红之后又来研究什么材料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材料,有金属的、玻璃的、有块材,还有各种新的材料,全国各地送的材料一大堆样板里边让我们挑,我们也没有底,就要求又要做样板,所以每次都要做样板,这个石头也是做了很多次样板。做了样板之后,后来就淘汰,先做了23块五米四乘五米四的样板,每一块不同材料做,一共做了23块,挂在现场大家来看,淘汰之后剩下玻璃跟金属两种,开始为什么用玻璃,因为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太古了,太传统了,能不能用一点新的东西,玻璃就比较新一点,最后做了样板之后不行,玻璃一个是反光变得太厉害,第二个玻璃比较重,怕安全问题,最后用金属。金属用什么纹理,是光面还是毛面,又研究了很久,又做了一大批样板,最后就定了现在用了灯心绒这种2.5公分乘4公分多宽的。不断的做实验。那个厂也愿意做,因为都知道这个出名,他们也愿意做这个样板,经过九个多月的研究,才把这个材料定下来,定下来就好办,施工一个月就做好了。重要工程都要去现场做实验,前段时间图书馆也是这样,钱学森(图书馆)外立面是十五米乘十五米的钱老的头像,它跟建筑融在一起,但是我们不是艺术家,要请艺术家做。艺术家做了一个比较具像的草稿给我们看,这个不行,这个太具像了,因为钱老已经过了,要有另一种形象。后来我们赶间就自己做,我们就用一种材料,通过五种纹理组成一个像。开始做了1:8比例,基本可以,但是就想把它直接放大一比一,我说不行,1:8的折射效果,跟一比一真正放上去的光线效果是不一样的,做出来不像它不是就全失败了,一定要做一比一的,做好后编好号贴上去就行了,就保险了,为了照这个相片用吊梯给我吊上去。每一个重要部件都经过这个阶段,前面那个设计基本做了50%左右,真正做一个精品必须在现场,有时候想象的东西跟具体样板完全不一样,画透视图也不行的。所以重要部件我们必须这样做,你问我怎么保持这种匠人精神,一种追求,一种效果的追求,不能总是图纸说说。

记者:您今年去了威尼斯那个展,有没有计划以后每年去国外展出?

何镜堂:我回来之后就是准备国内的展出,今天我们几个人已经去了上海,同济大学已经在安排了,4月12号开幕,5月10号结束。现在是同济大学赞助,我们派了三个人,今天坐飞机去,去现场看,看看怎么布置,东西已经运回来,还没有到,因为是货运的、海运的,海运比较便宜一点,但是要三月份才回来,要运几个月的。今天到现场去,量地形、怎么变动,今年准备在同济展出,之后就会在北京大学展出,北京大学展出之后可能就到哈尔滨几个大学,西南也要去展出。还有我们的城市展览馆,广州的展览馆今天开幕,他要求我们去那里展出。既然做好了,做得很辛苦,差不多做了一年的准备工作,都是用海船一个集装箱运过去的。原来米兰理工也叫我去跟他展出,后来谈时间太长了,我们就运回来了。英国也想我们去展,英国的孔子学院。现在下一步还没有具体计划,反正做了一次、两次,我们就不要浪费他嘛,还可以继续展出。要做我们就做得细,要不就不做,我们最大优点是一个好的团队,一个人做不出来的,都是我的博士来设计工作,我这个团队一百多人,所以刚才说就喜欢建筑。还有一个建筑是我这个建筑,我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在这里工作。我就喜欢三个建筑,中国馆、大屠杀馆、工作室。

记者:您也培养了很多学生,有什么方法?

何镜堂:我这个团队培养的有四个方法,第一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设计理念,这个理念是经过多年的工作时间总结出来的,基于建筑本身的了解,因为建筑这门科学跟其他的不同,他没有唯一答案,没有绝对正确。它是有很多变数的,它的复杂性矛盾性,怎么来把握。我总结为两观三性成为一个整体,我以这种理念来指导我们做设计。我们一来的时候不是马上动手的,一个任务来了,大家先开个会分析一下,这个建筑到底怎么定位,中国馆就八个字,得到共识了,大家都认同了,当即定了“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八个字,大家同意这个观点之后。关键怎么做中国特色,有人收集中国从历代皇朝的建筑特色,有的人从园林的角度收集,有的人从符号方面收集,还有各种各样的收集。第二次讨论的时候就来了,以后分成几个组,一个组专门谈中国特色的,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中国特色怎么表现,中国特色太多了,还有一个组是专门做收集世博会、国家馆各个国家怎么做的。还有一个是国外怎么做的、国内怎么做的,大家互相交流,确定一个方向。第三是放开做方案,第一轮方案完全是放开,一定要放开,不要束缚大家,放的很开,越有想法越好,从十几方案到八个、六个,人员也是分组的,我从前一个大的方案十几,几十个人参加的,就从十个方案,每个方案两个人,就变成五个方案,然后四个人五个人一组,最后变成两个去比较,很难说这个方案是哪一个人的,是一个集体的。这个做法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因为我们带研究生,结果是次要的,过程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就知道应该怎么考虑问题,思维方式。第一个就是有正确理念,第二个我强调创作思维,就是告诉学生,建筑师的思维跟艺术家不同,艺术家是天马行空的,建筑不行,建筑师有功能的问题。但是建筑师也不能像科学家那样11等于2,你必须要学会自己创作,理性跟浪漫、精神跟物质、技术跟艺术之间穿插,你要学会这种思维,没有绝对最好的。你有你的观点,他有他的观点,可以观点的碰撞;第三个我强调我们团队里面要敢于创新,千万不要重复人家的东西,可以受启发,不要搬,我从来不愿意搬人家的东西,而且敢于竞争。我说我都快80岁的人,我都敢于竞争,你们敢不敢,我都不怕输,你怕什么,所以他们都抢着做,都主动要求做;第四强调团队是一家人、团队协作,因为一个人做不了建筑,你离不开一个团队,做一个大建筑,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各种各样的分工。最终既出人才又出结果,成果出来了人才也培养出来了,重视过程的培养,重视过程的训练。很多学生做了3、4个也知道怎么做了,是这样一种思路。

记者:您对于这个团队未来的发展,还有建筑学的发展怎么看?


何镜堂:三结合人才的培养方式从国家讲我们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也是大家比较认同的,也不是自己说的,社会人都知道,我们华工的传统比较好,就是岭南人的务实的、包容的精神体现,讲实在的,不要夸夸其谈的。我当时希望我们的团队在这个基础上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为什么这两年我们开始派人出去,开始研究外面,一般去一年就回来,让他们见过外边的争议,了解国外,到外国希望他学到很多东西回来,知道人家怎么运作了,一种国际视野。基本上我到很多国家讲过学,我的外语很多学生比我还好,因为很多都是出国回来的,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障碍,对我来说,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了,文革把我们中断了,但是我的思想跟理念还是很清晰的,个个学生可以做翻译,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好几个国家我们都去过,美国、欧洲好几个国家,澳大利亚都讲过
学、交流,扩大中国的影响。没有想到我们这种影响还是挺好的,因为他们过去不了解中国,当然中国有一部分明星建筑师也是挺好,对外面有影响,但是真正我们国内做了很多工程的,很少宣传,现在他们也慢慢了解,评价还可以,比如中国馆他们评价很高,这是代表中国的一个方向。你搞西方的建筑跟人家比,人家根本不怎么看得起你,但是你搞自己有特色的建筑比如中国馆,他就觉得你是一个方向,要传承自己好的文化,要有自己的地域特色,这才是一个好的建筑,他们才比较重视这方面。我们现在搞建筑有指导,不是人家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有两观三性。当然建筑理念可以每个人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他会体现不同的侧重点。各有各的道理,比如崔恺的本土建筑,孟建民的本源建筑,他有他的道理。我提的两观三性,各有各的侧重点。大的还是有一点相同,基本还是维护建筑的本体,做一个跟环境、跟文化融合的建筑,实实在在的,还有强调创新、强调跟自己的文化融合等等。我以为我们还是要找一条既弘扬我们自己国家文化的、又有国际视野的,又有创新精神的。所以三句话:又要文化自信,又要国际视野、还要创新,我认为要走这样一条道路,这是我的想法。